海外2023年3月 | 调查：年轻一代中不少人认为追求平权过火
有相关团体在2021年对全国200名议员（女性98人，包括前议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有7成的女性议员回答“遭遇过好几次”“偶尔有遇到”选票骚扰，比男性高出1.3倍。骚扰的具体行为如“联系我说想要我把丝袜卖给他”“选举时在经过的瞬间被摸臀部”等等。
同志社大学政治学系的岡野八代教授指出，根据内阁府的调查显示，女性议员在国会中占比约14%，地方议会中占比15%，“因为女性议员太少，所以导致很容易发生针对女性议员的骚扰行为”。政治领域的男女共同参画推进法于21年6月修改，“根据推进法的目的，应当改善政界男女比例不均衡的问题”。
（这篇报道里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选票骚扰，从其他报道里截取了一个例子：
阪神间的一位70后的女性议员在首次参选的时候，就遭受到了多次来自选民的“选票骚扰”。有选民一边说着“你真漂亮啊”，一边来回抚摸该女议员的手（应该是借握手的机会），以及摸肩膀。当选之后，有不熟的男性自称“有事商量”，频繁地到访女议员家中，女议员被迫只能装作不在家。）
（来源：雅虎日本；翻译：小安）
调查于本年2月在网页上实施，共计958人进行了回答。
64.1%的女性以及59.4%的男性认为职场存在性别差距。回答因为是女性，所以遭受的不公平中，“薪水低”占最多，为40.3%。“被要求端茶打扫卫生等”占39.5%、“遭受骚扰”占29.1%。
与女性认为作为女性，“非常不利”、“有点不利”的回答占54.5%相比，男性在该项回答上仅占18.7%，差距在2.5倍以上。
另一方面，对“女人味”“男人味”这样的刻板性别观念感到痛苦的女性占比58.3%，男性占比50%。回答因为是男性，所以遭受的不公平中，“被安排做体力工作”占比最多为58.3%。“不能表现出弱的一面”占比27.6%，“不能缩短工作时间而感到痛苦”占比21.3%等，不只是女性，男性也在受到性别差距的影响。
（来源：雅虎日本；翻译：小安）
有关“配偶者的同意”，最近福冈最高裁那霸支部的一场判决备受瞩目。
一名男性起诉医生未经配偶者同意，为一名女性做堕胎手术的行为违反了母体保护法，要求医生进行赔偿。判决支持一审结果，认为医生不存在过失，驳回上诉。
医生方的主张大体上被赞同，从尊重女性决定权的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医生做出的决定是妥当的。
根据判决，该女性于2017年就诊于县内的医疗机构，希望做堕胎手术。该女性当时解释说，“自己和配偶者正在进行离婚调停，所以无法得到对方同意，并且自己还遭受了如同家庭暴力一般的行为”。之后，实际上虽然没有离婚，但是该女性改变了说法，称“没有拿到生活费，双方已离婚”，并且提交了没有丈夫签名的同意书。
原告的男性否认了有实施过家庭暴力，并主张自己因为堕胎遭受了精神上的痛苦。
争议点在于，医生在只有女性的同意的情况下，为其进行堕胎是否存在过失。
法院认为，虽然在没有核实有关离婚的说法上的改变存在不合适之处，但有关遭受家庭暴力，婚姻处于破裂状态的说法大体没有改变。因此，法院得出结论，“信任女性的说法，做出女性很难得到丈夫同意的判断并无不合理之处”。
本次的判决也让母体保护法存在的问题浮上水面。
“性以及生殖相关的个人决定权”是女性人权的基本。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等等有关自己身体的事情，自己拥有进行选择的权利。
堕胎需要配偶者同意的国家在世界上仅有一部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也要求日本删除有关配偶者同意的规定。
该项规定是沿袭了战后不久就注定的旧优生保护法。修改阻碍女性个人决定权的法律应该及时推进。
（来源：雅虎日本；翻译：小安）
德比郡的女球迷回击了她们要为普莱德公园球场的恶劣气氛负责的说法。
一名男性支持者在推特上表示，体育场南看台的女性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死死粘在”手机上，应该“呆在家里”。
其他球迷，包括男性和女性，谴责这一观点是支持者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的例子。
BBC德比电台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公羊队的女性支持者。
【毫无益处】
19岁的公羊队球迷阿米莉亚·沃伦说：“你会遇到一些白痴，每个俱乐部都会有这样的球迷基础，但德比队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俱乐部和强大的女性追随者。”
“有个人来试图破坏这一点，并在公众面前给我们带来坏名声，这不是任何人想看到的。
“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一点。这太荒谬了，让人心烦意乱。”
“孩子、男人、女人——每个人都为南看台的气氛做出了贡献。”她补充说，“我们追随俱乐部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支持球队。”
“抱怨球场气氛偶尔变得平淡，并为此感到沮丧是可以的，但将其归咎于特定的人群，尤其是女性，这是荒谬的。”
“这毫无益处。”她表示。
【对球队的热爱让我们很多人走到了一起】
艾米丽·韦伯斯特(Emily Webster)已经是普莱德公园球场18年老球迷了，她说:“我听到过一些典型的评论，比如‘你一个女孩怎么可能喜欢足球’，或者‘如果你像你说的那样喜欢足球，请描述并解释越位规则’。”
她说，20年前，这样的评论可能是时代的标志。“不敢相信时至今日还能听到这样的话，这令人震惊，”
“男人和女人看球的原因没什么不同，我们看球只是因为想看罢了。”
尽管推特上对女性球迷恶语相向，韦伯斯特女士仍然为自己是德比球迷而自豪。她补充道:“那条推特……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改变我作为德比球迷的感觉。”
【悲伤又困惑】
Carolyn Hulbert已经看了9年德比比赛，她说:“这绝对是疯狂的。你不会想到2023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德比的女球迷太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女性是缺乏氛围问题的一部分。”
“发推特的人可能自己也有姐妹和女儿，在这个时代发布这样的信息绝对是疯狂的。”
“也许他们激化矛盾是为了吸引眼球的戏剧化效果，但他们肯定不是认真的。”
“这令人悲伤和困惑。”
“我认为这样想的人是少数，我个人作为德比球迷的经历是积极的。”
“有些人就是传播消极情绪。”
德比郡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欢迎每一位球迷来到普莱德公园球场，并为俱乐部得到的大力支持感到自豪。”“我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歧视，也没有规定单一的、明确的方式来支持球队，除非违反了不可接受的行为准则。”
（来源：BBC NEWS；翻译：晴晴子）
即使在登上拳击台之前，古巴的女拳击手们就不得不在拳台上挥拳应战。
虽然古巴长期以来一直以顶级的男性拳击手而闻名，但官方禁止女性参加竞技拳击运动。
古巴政府运营的INDER体育研究所声称，这项运动对女性来说过于暴力，尽管古巴女运动员在柔道、空手道和跆拳道方面取得了成功。
对于古巴许多满怀希望的女拳击手来说，这项禁令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也使她们错失机会。
“从我们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起，我们就是战士，”长期拳击手兼教练纳米比亚·弗洛雷斯·罗德里格斯告诉CNN。“我们总是在为一些事情而战，为了养育孩子，为了补贴家庭，为了独立。”
弗洛雷斯说，她像古巴许多对拳击感兴趣的女性一样训练了多年——在连最基本的设备都缺乏的健身房里，并且完全自费训练。
虽然她们可以把学习和练习这项运动作为一种爱好，但对女子拳击的禁令意味着古巴女运动员不能参加国内或国外的比赛。
至少在官方层面上，女子拳击在古巴并不存在。
【新的黎明】
去年12月，这层玻璃天花板出现了第一道裂缝。当时的官员们突然改变了态度，宣布他们已经为女性运动员准备好了合适的安全装备——比如衬垫和头套。
古巴拳击委员会主席阿尔贝托·普伊格·德拉·巴萨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我们确信这是关键时刻，我们没有任何担忧，因为我们的女性会受到保护。”
体育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变化也是岛上新实施的家庭法典的结果。该法典规定，法律要求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机会。其中显然包括拳击。
两周后，第一次选拔赛在只有一个拳击台的狭小场地举行。许多女拳击手只是最近才从武术比赛中转行，或者只是对拳击有所涉猎。
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激情四射，赢得了观众赞赏的欢呼和掌声。
第一回合结束后，一名播音员对观看比赛的观众喊道:“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拳击手莱格尼斯·卡拉·玛索说，她开始拳击是为了学习自我防卫，但当可以戴上手套代表自己的国家参赛时，她仍然感到震惊。
“我的第一个梦想是参加比赛，让世人关注在古巴战斗的女性，”她在比赛前告诉CNN。“现在我想加入球队。”
虽然古巴女拳击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官员们希望她们的热情和天赋可以弥补过去空白的时间。体育部官员预测，古巴女拳击手将参加6月开始的中美洲和加勒比运动会，以及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
许多女拳击手表示，多年来她们一直忍受着针对她们的性别歧视言论。但新手拳击手梅拉尼·德拉卡里达·吉拉多·贝穆德斯表示，人们对女性参加这项受人尊敬的国民运动的看法终于开始改变了。
“就我而言，我收到的所有评论都是积极的。只要我努力，我就能成功。”“古巴女性有这样的潜力。”
（来源：CNN；翻译：晴晴子）
周三，密歇根州参议院投票废除了该州1931年的堕胎禁令及其量刑准则。
这些法案上周在众议院通过后，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以20票对18票获得通过，并送交民主党州长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签字。民主党四十年来首次控制了州长办公室和州立法机构。
惠特默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堕胎权，并将这一问题作为她2022年连任竞选的驱动力。去年，这位州长对她所在州的几名县检察官提起诉讼，试图阻止1931年的禁令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后生效。
密歇根州法律禁止堕胎，即使是在强奸或乱伦的情况下，除非是为了保护妇女的生命。这项法律被1973年的高等法院裁决废止，但仍保留在该州的法律书上。
密歇根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温妮·布林克斯此前告诉CNN，新立法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废除去年夏天最高法院裁决后重新生效的禁令。
今年9月，一家州法院宣布堕胎禁令违宪，并阻止其执行，允许堕胎在该州仍然合法。
在中期选举期间，密歇根州选民将堕胎权写入州宪法，此举旨在帮助阻止该禁令生效。
但生殖权利倡导者认为，立法机构通过这些法案是“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
“这有力地证明了选举的重要性，”美国全国堕胎协会(NARAL Pro-Choice America)主席米尼·蒂玛拉朱(Mini Timmaraju)在一份声明中说。“密歇根州人在中期选举中明确表示，他们压倒性地支持生育自由，废除罗伊案件前的这一压迫性禁令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密歇根州将永远为堕胎权而战。”
周三，民主党州参议员庆祝立法机构通过了这些法案。
“为了挽救我的生命，我的堕胎是必要的，”州参议员罗斯玛丽·拜尔(Rosemary Bayer)在Twitter上说。“我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能够就这项法案投票，确保这项拯救生命的医疗保健在密歇根州得到保护、安全和合法。”
然而，密歇根州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反对这项新举措，称其“危险”。
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贝里诺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提出了加强对女性保护的立法，但参议院民主党人正在急于通过危险的法案，废除对女性和未出生婴儿的长期保护。”
（来源：CNN；翻译：晴晴子）
年轻女性们于本周一在喀布尔大学外聚集，对塔利班禁止女性在新学期和男性一样返校接受教育表示抗议，联合国认为，这一限制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一条被广泛传播于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有一群女孩坐在喀布尔大学的外面阅读书籍。CNN还未证实这则视频是何时拍摄的。
从去年12月开始，塔利班禁止女性进入大学，再往前推九个月，伊斯兰教徒组织不允许女孩儿回到中学，在2021年他们掌权之后，女性的权利被残酷镇压。
塔利班高等教育部发言人在周一宣称，数个省的课程已经开始了，“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在安全和稳定的氛围中学习”。来自喀布尔大学的照片显示，教室里面全都是男性学生和老师，一所私立大学的横幅上，女性学生的形象被喷漆遮盖掉了。一位男学生Nasir表示：“大学学习开始了，我很开心，但是我为我的姐妹们不能上大学而感到难过”。
塔利班此前表示，这项大学禁令的颁布，是由于女性没有遵守伊斯兰着装要求和其他“伊斯兰价值观”，此外，女性学生也没有在男性监护人的监护下旅行。男女学生之间的互动在伊斯兰教法中是不被允许的。
（来源：CNN；翻译：XIAO）
作为香港动作片界的传奇人物的杨紫琼，在这个周日创造了历史——首次提名就成为奥斯卡金像奖95年历史上首位获得最佳女主角的亚洲女性。
《瞬息全宇宙》这部影片展现了杨紫琼从近40年的演艺生涯中积累的资历，电影的成功也反映了她在这个经常为非白人演员书写刻板印象的行业中的坚韧。
1997年，她与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詹姆斯·邦德在《明日之城》中对手戏，成为第一位华裔邦女郎，在好莱坞崭露头角。她是第一个打破常规，不轻易为007的传奇魅力倾倒的邦女郎。2010年，《娱乐周刊》将她列为第七名最佳邦女郎，称她是是少数几个“能与007比肩的有色人种”之一。
然而，尽管打破了典型的邦女郎的模式，此后杨紫琼两年都没有工作，因为好莱坞一直给她提供“脆弱的亚洲女性”的角色。在2018年接受《GQ》采访时，她回忆道:“当我第一次来这里拍电影时，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人说，‘如果我们让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主演，我们就不可能让你主演，因为我们不能有两个少数族裔。’”
杨紫琼的各种获奖感言经常提到她一直在打破的障碍，包括年龄、性别、种族的障碍。
今年1月，当获得金球奖时，她回忆说，好莱坞的人对她的英语水平感到惊讶。“有人问我‘你会说英语吗? 我就想，忘了他们不知道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亚洲和印度吧。然后我说，‘是的，到这里飞行时间大约是13个小时，所以我在飞机上学了’，”她苦笑着回忆道。
今年2月，在接受美国演员工会奖时，她说:“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奖，这是每个像我一样的小女孩的奖。”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准备阶段，她在采访中讨论了自己的提名，以及亚洲人现在是如何对她表示良好的祝愿，希望她能获奖。“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它代表了许多人希望以这种方式被看到，希望在谈判桌上能有一个席位，她说，‘我也有价值，我也需要被看到’。”
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她依然发出了打破障碍的宣言。杨紫琼在她的获奖感言中说：“对于所有像我一样今晚观看比赛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来说，这是希望和可能性的灯塔，”“梦想远大，梦想就会成真。”她还向女性发出了呐喊，她说：“女士们，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永远不要放弃。”
(来源：GMA、DW；翻译：Karen）
来自布里斯托的Emma Martin，是一位19世纪的非凡思考者。这块纪念匾额安置在Bridewell街道的YCMA大楼，这也是我们所知的Emma在这个城市最后的住处。
布里斯托人本主义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块纪念牌匾“确保了她最终被她的家乡所认可，并且能够继续激励现在的我们”。
Martin女士出生于1812年，她成长于布里斯托，并被培养成为一名严谨的教徒。但随着成长，她的宗教信仰渐渐弱化。在搬去伦敦之前，她在布里斯托住到了1839年。也是在同年，她参加了欧文主义社会学者会议，在这里听到了和她信仰一致的想法。
Martin女士意识到，不用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的，同样，教育和就业可以帮助女性减少宗教带来的束缚。她在国内巡回，对成千上万的人们发表演说，分发小册子，她的关注点在解决不公平状况，并为更好的更公平的世界而奋斗。
之后她成为了助产士，但由于公立医院的不接纳，作为无神论者的她而被迫在家实习。
Roberts教授表示：“我很荣幸在Emma Martin的家乡，同时也是我的家乡来庆祝这一揭牌仪式，她是一位重要的不同凡响的女性。在那个被认为政治属于男性的时代，她们发表演讲、书写感想、进行示威、组织活动、提出问题、挑战权力结构，有些人进了监狱，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并不总是对她们友善，但如今Emma Martin可以站在舞台的中央，带来不同的声音”。
布里斯托人本主义协会主席Chiessie Hackett说：“布里斯托人本主义协会对此表示十分荣幸与开心，Emma Martin是我们的英雄！”
”作为一位自由思考者、公共演说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女性权利的倡导者，她不惧挑战宗教藩篱，为我们铺就自由的道路”。
（来源：BBC；翻译：XIAO）
益普索英国（ Ipsos UK）和伦敦国王学院全球女性领导力研究所（Global Institute for Women’s Leadership at King’s College London）进行的新研究发现，年轻一代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推动平等现在正在对男性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为了支持进步他们被期望做的“太多”了。
该调查整理了来自 32 个国家/地区的 22,500 多名 16-74 岁人群的回复。根据调查结果，52% 的 Z 世代（1997-2012年出生）和 53% 的千禧一代（1980-1996出生）同意“我们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太过火，甚至到了歧视男性的程度”。相比之下，X 世代（1965-1980年出生）持此看法的比例为 46%，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这一比例为 40%。
该报告指出，研究结果“对争取更大平等运动的反应发出警告”，并且警示“性别平等方面的进展仍有停滞的风险。”报告还指出：“与新冠疫情之前相比，更多人认为目前争取平权所做的已经够了，同时更多人认为男性被要求做的事情过多。”
澳大利亚前总理、伦敦国王学院全球女性领导力研究所主席朱莉娅·吉拉德表示，尽管近几十年来取得了进步，但“引人瞩目的厌女症的个例仍屡见不鲜”。
但吉拉德女士也表示，调查中也发现不少积极因素，包括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将自己视为女权主义者，并相信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善性别平等。
虽然年轻一代的一些回应可能令人担忧，但他们比其他几代人更愿意接受性别平等的其他方面。例如，45% 的 Z 世代和 44% 的千禧一代将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而 X 世代和婴儿潮一代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37% 和 35%。Z 世代也最有可能针对歧视性评论发声，更可能采取行动来促进性别平等。
(来源：纽约邮报；翻译：Karen）
根据英国国家警察局长委员会（NPCC）报告中的数据，在六个月内，有1500多名警察被指控犯有从性骚扰到逮捕时过度使用武力的罪行——尽管在290个已解决的案件中只有13名警察被解雇。
在2021年10月至次年3月期间，公众对867名警察提出了524项投诉，大多数案件都没有要求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
63%的公众投诉被归类为过度使用武力，48%的投诉被认为是 "失信行为"（定义为非执行警务时发生的行为），19%的投诉是性侵犯。NPCC指出，这些数字占英格兰和威尔士2022年3月雇用的警察队伍总数的0.7%。
NPCC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问题负责人、副警长麦琪·布雷斯（Maggie Blyth）称最新数据 "令人不安"，她认为由于不同警员队伍的数据收集存在漏报和不一致的情况，真实数字可能要高很多。
报告还得出结论："由于大部分数据来自行政数据集，因此有众所周知的局限性和质量问题需要考虑"。
在隔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布雷斯警员强调了该报告的重要性，解释说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虐待者和腐败者从警务工作中铲除，同时对我们承诺的标准、审查和不当行为程序进行长期、可持续的改进，这一点非常紧迫和重要。"
"我的期望是，当我们公布下一次评估时，这些变化的影响将是显而易见的——更多的女性有信心反映问题，推进更多调查的展开，更多案件得到解决，做出更多的制裁和解雇。"
"她在一份声明中说："受害者和幸存者需要看到警方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因为信心仍然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各警察队伍正在采取正确的措施，解决警察内部的犯罪者，以及解决警务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但是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Women's Adenda；翻译：Karen）
3月15日，上野千鹤子在《妇人公论》上发表文章《15小时的新娘》，回应了《周刊文春》关于她秘密结婚的报道。她表示与已故历史学家色川大吉“注册登记了婚姻关系”，但只是为了方便为其办理看护期间的相关手续。以下是上野回应文章的节选。
“在日本社会，各种关于继承的手续办理中家族优先这件事渗入到了方方面面。在看护期间，当我去处理色川先生的事务比如资产管理、提取转账存款等手续时，的工作人员都要问“你跟客户本人的关系是？”我回答“是友人”，那就很难办。工作人员有时还要打电话给本人进行直接确认（才能办妥）。在经历了五花八门的麻烦事之后，我想到，这只能逆练一把以家族主义为其内核的日本法律了。
逆练手段有两个，收养（养子缘组）和婚姻。如果采用收养办法的话，作为养子的一方只能改为养亲的姓氏。因为日本的收养制度是为了家族存续而存在的，即使只有1日的年龄差、也只能选择年长者作为养亲（不能自由选择年轻一方为养亲）
另一个办法是婚姻，但这个办法也是必须把双方的姓氏统一为一个（译注：即只要结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两方必有一方须舍弃原来的姓氏，而在实际情况中统一为夫姓是统治地位的）。
因为明白我这一边会活得更久，为了不让自己死后留在人世的我陷入不利境况，色川先生同意把自己的姓氏改为上野。
我与色川先生的婚姻证件是在2021年9月6日向当地政府提交的。色川大吉先生的去世则是在翌日9月7日。在提交婚姻证件的翌日凌晨3点，色川先生就逝世了。从提交了婚姻证件算起，算是持续了15小时的婚姻关系。”
（来源:妇人公论等，翻译:paper）
来源：Franceinfo 翻译：陈妙妙
来源：Franceinfo 翻译：陈妙妙
似乎洗净已经在岁月中变灰暗的新娘花环，我们就可以参与祖母的婚礼，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站在神父或者婚姻登记员面前的祖母，内心有怎样的愿望、恐惧和期望。甚至一位女性拥有越多的财富和越高的社会地位，就越有可能接受包办婚姻。
直到半个世纪之前，我们才可以谈论婚姻中的“爱情”，而非婚姻的脆弱性——此前的男性死于战争，女性死于分娩、流行病。
在以前，婚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养育后代构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当然，现在的女性在婚姻中的“作用”也只是生育后代。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策划了一个关于婚礼的展览，将许多女性的在婚礼上的纪念品搜集起来，向人们展示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中的状况：传统上，女性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没有投票权，没有地位，她的父亲和丈夫签订的婚约就决定了命运。也是因为如此，过去的女性很难有勇气离婚。所以我们想要告诉现代女性：和过去比起来，我们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可以选择自己位置，所以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不要受人摆布。
▲要学习，要独立，要勇敢，要自由自在。
(来源：index.hu；翻译：小奥)
当今工作场所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依旧很严重，但是匈牙利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普华永道的研究表明，雇主可以通过公平薪酬和包容性来改善女性的工作环境。
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如果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女性平均工资提升到与男性相同的水平，女性的收入每年可以增加两万亿美元以上。
按照行业划分，女性在技术、媒体和电信行业表现得最强。2021年，33个经合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有所增加。经合组织国家的性别薪酬差距为14%，据推测，要消除这一差距还需要50多年。
调查显示，2021年，女性的失业率从6.7%下降到6.4%，但是男性的就业率也在改善，可以看出，女性失业率的下降只是因为宏观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性别平等的发展。
在就业机会平等领域表现最佳的是卢森堡、新西兰和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的排名则从第22位升至第13位。
普华永道分析了近两万两千名职业女性的观点，发现男性比女性在职场上拥有更多的机会。
数据显示，对女性来说，报酬平等（72%），是促进职场平等的重要因素，也是女性决定是否会改变工作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工作的成就感（69%）、职业的自主选择权（67%）和一个关心女性福祉的团队（61%）。
普华永道匈牙利审计部合伙人，包容性和多样性主管表示：“雇主可以通过支持职业道路、包容性领导、公平薪酬和实施数据驱动的多元战略，来改善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权利。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一种主流文化，让职业规划中的性别平等在各个阶段都成为主流”。
▲让就业性别平等成为主流
(来源：index.hu；翻译：小奥）
一项新的全球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时，女性和男性的寿命都有可能延长，笔者认为这是同类研究中的首例。该研究发表在本月国际妇女节前夕的PLOS全球公共卫生杂志上。根据文章内容显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妇女权利的进步使每个人都受益。
“这个国际妇女节，我们不要忘记，有证据表明，提高妇女在多个部门的代表性有助于所有人更富有，从而使社会更健康，”文章作者——乔治全球健康研究所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员，主要作者凯特 皮尼奥-戈麦斯（Cat Pinho-Gomes）在新闻稿中说道。
研究人员使用“修正后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估计了156个国家的性别平等情况，该指数基于世界经济论坛 (WEF) 在 2010 年至 2021 年间制定的指数。他们认为这是世界首个着眼于预期寿命和性别差距指数之间关系的研究。
总体而言，到2021年，修正后的性别差距指数每增加10%，女性的预期寿命就会增加3.6年，男性会增加2.9年。地理区域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研究人员称，这表明性别平等最初可能会扩大预期寿命方面的性别差距，“因为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将主要有利于女性的生活和健康。但连锁反应最终也会有利于男性的长寿。“随着各国在性别平等的连续统一体上取得进展，女性更多地参与社会所带来的好处也会惠及男性，从而导致男性 [预期寿命] 的大幅增长和 [预期寿命] 的性别差距缩小。”
教育平等与长寿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许多决定寿命的因素——比如工作和生活条件、接触污染、医疗保健、教育、收入和社会支持——都与世界各地的性别差异有关，”戈麦斯解释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侧重于四个方面：健康、经济机会、教育和政治领导力。研究人员关注性别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发现后者与预期寿命延长的关联最为密切。这凸显了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女孩的资源和机会仍然有限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该研究指出，虽然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在2020年实现了初等教育入学率的性别均等，但非洲、中东和南亚部分地区仍然存在显着差异。女童接受教育对她们及其社区的福祉具有长期影响，包括在计划生育和减贫等领域。作者强调，这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即使是高收入国家——近年来在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着眼于性别平等仍可能有益于预期寿命，尤其是对男性而言。”
还需要政治和劳动力方面的进步
该研究还强调了女性面临的一些经济挑战，即性别薪酬差距和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如果想要释放女性的全部潜力，就需要改变社会规范并实施“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政策”，例如充足的产假和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即使女性在政治机构中有大量代表，她们也经常面临玻璃天花板和其他限制的挑战。戈麦斯说道“正如从知名女性政治家的辞呈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女性在这一领域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包括性别歧视、平衡私人、家庭和政治生活、获得政党支持以及获得竞选资金。”
研究结果有助于在关键时刻确定政策重点
虽然作者表示他们的研究很有说服力——尤其是因为世界经济论坛数据的可靠性以及纳入的国家数量众多——但他们也承认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不能获得全球所有国家的数据。第二，性别平等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联可以用其他因素来解释，例如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规范。即使这样，也不能忽视该项研究的价值，即可以帮助全世界的决策者确定公共卫生和其他领域的优先事项。
（来源：NPR；翻译：桃桃）
在苏格兰领导人尼古拉-斯特金（首位女性首席大臣）意外辞职一个多月后，支持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NP）必须在三名候选人中选出继任。据益普索民调显示，现任财政部长凯特-福布斯（Kate Forbes）（女）和卫生部长胡姆扎-优素福（Humza Yousaf）（男） 比尼古拉-斯特金手下的前部长阿什-里根(Ash Regan)（女）更受欢迎。投票在两星期前开始，结果将于当地时间3月27日晚些时候揭晓。
苏格兰地方政府对包括教育、卫生和司法在内的广泛问题拥有管辖权。更广泛地说，这次投票对英国的未来非常重要，英国的四个组成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分歧因英国脱欧而加剧了。
这位辞职的第一部长是苏格兰独立的坚定运动者。她呼吁，"我们将迎来第二位女性首席大臣或第一位少数民族首席大臣“，”继任者不应该忘记，这个职位要为苏格兰人民做好事”。
苏格兰有550万人口。
【在2014年的公投中，45%的人支持独立】
但作为左倾的苏格兰民族党议程的核心，独立的趋势正在停滞。根据3月13日YouGov的民意调查，46%的受访者支持独立（上个月有50%）。如果包括未决定的人在内，这一比例降至39%。然而，独立事业因英国脱欧而得到推动，62%的苏格兰人反对脱欧，苏格兰民族党认为与伦敦决裂是回到欧盟的途径。
【性别议题】
根据益普索的数据，凯特-福布斯是苏格兰人首选的候选人，有27%的人支持；而胡姆扎-优素福的支持率为22%，阿什-里根的支持率为14%。但在苏格兰民族党内部，胡姆扎-优素福以38%的比例领先。凯特-福布斯以37%的比例紧随其后，里根则为22%。
由于凯特-福布斯的保守观点，她在竞选开始时遇到了困难。她是苏格兰自由教会的成员，该教会反对同性恋婚姻和堕胎。
与尼古拉-斯特金关系密切的胡姆扎-优素福因其在苏格兰政府各个职位上的账务而受到批评。
52岁的尼古拉-斯特金于2月15日宣布辞职，令所有人感到惊讶。她解释说，在执政八年后，她不再有充足的精力。同时，她也因在伦敦阻止了一项有争议的变性相关法律陷入一定困境。该法律将允许在没有医疗建议的情况下，允许16岁以上的人群自由变性。
英国最高法院在2022年裁定，苏格兰政府没有得到伦敦的同意就不能举行新的公投。但是尼古拉-斯特金表示，她 "完全相信" 她的继任者将成功地带领苏格兰走向独立。
（来源：France24 & AFP 翻译：陈妙妙）
这位英国科学作家认为，父权制比我们认为的更崭新、更脆弱。
作者：阿罗那·菲伯（Alona Ferber）
倭黑猩猩是我们进化中最亲密的近亲之一。在倭黑猩猩中，雌性占主导地位，雌性倭黑猩猩比雄性同类小，但它们不是通过残忍的暴力而是通过社会策略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它们形成亲密的社会网络，能防止任何雄性主宰整个群体。
这一事实——曾经有争议，但现在得到了灵长类动物学家的认同与共识——为人类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它表明，肢体力量并不能保证政治权力，而父权制也不是人性固有的。毕竟，如果我们的遗传亲属雌性类人猿，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联盟，那么女性也可以。
既然父权制不一定是我们的天性，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它如此广泛？历史上是否像美国诗人和女权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所说的，有一个“父亲们的王国”开始的时刻？
这些问题推动了英国科学作家安吉拉·萨伊尼的新书《父权元老们：男人是如何开始统治的》的诞生。萨伊尼在之前的书中调查了种族科学的历史以及性别歧视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事实上，正是读者们对她2017年的作品《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的反馈，让她萌生了挖掘父权制根源的想法。
“《逊色》出版后，我总是被问到一个问题。”42岁的萨伊尼回忆道，“我有一章，我想它的章节标题是‘为什么要由男人统治’。而我们基于人类学的证据知晓——当然事实上，这一点也早已不再那么有争议了——人类社会并不总是像现在这样由男性主导。显然，我们创造的社会结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产生的。读者们经常问我的那个问题是：如果事情并不总是如现状这般，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注：指父权制社会）的？”
当她在纽约的家中通过视频与我通话交谈时，萨伊尼告诉我，她对探索父权制起源的文献如此之少感到惊讶。萨伊尼身穿黑色套头衫，剪着黑色短发，措辞缓慢，注意不夸大任何发现的重要性。“人们经常认为，从一开始事情就一直如此，而在为平等而战的过程中，我们是在做一些新的事情。”她说，“事实上，这种观点的历史证据并没有真正累积起来过。实际上，你越深入回溯历史，就越会发现很多变数，也越能在人们是如何生活这一方面看见更多的社会差异。”
关于父权制何时首次出现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父权制”这个词通常被笼统地用来形容妇女受到的压迫；萨伊尼说，有一种误解是，（父权制）就是“一块非常坚硬的巨石，有着支配我们的力量”，好像“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都无法对抗它”。有些人甚至可能不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一种自然的人类生活方式”——就好像事情一直都是这样。
但世上从来都没有一种单一的父权制。父权制的构造也一直是不稳定的、摇摇欲坠的，是以一种“逐步的、零散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父权制是一种由不易察觉的的个人决定、外加社会契约、法律和政府政策共同维护的秩序。例如，当女性婚后随夫姓时，我们就能看到父权制——随夫姓这种情况目前依然普遍，尽管其充满了父权内涵。“我们通过诸多司空见惯的方式，执行着这些（父权）制度。”萨伊尼说，“我认为我们需要质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她的书追溯了“非常薄的”关于父权制起源的文献——从1680年英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菲尔默的小册子《父权制》直到今天。《父权制》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家庭，这意味着国王实际上是父亲，而他们的臣民是孩子”。这是19世纪的哲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问题。1884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了他的理论，认为人类文明包含了“女性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失败”。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原始社会是围绕着“母权”组织起来的，即是通过女性血统继承组织起来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成了男权制。用萨伊尼的话来说，对恩格斯而言，两者之间的过渡代表着“对妇女自由的悲剧性破坏”。
恩格斯的理论在发表后的几十年间，持续影响着女权主义思想。但直到近一个世纪后，才出现了一个叙事，关乎那个“悲剧性破坏”是何时发生的。DNA证据现在似乎证实了立陶宛出生的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大约4500年前，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库尔干人”迁徙到旧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并且带去了男性主导的文化。金芭塔丝认为，被这些入侵者占领的社会，最初是以女性为中心和崇拜女神的。
萨伊尼认为，也许这个叙事有点过于简洁。这些古老的社会难道就不曾抵抗过一个暴力的、崭新的父权制吗？而那一历史演变真的能解释世界数千年来的变化吗：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人越来越被男性主导——而女性越来越受到限制？
没有简单的叙事弧线。萨伊尼写道，早在6000年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国家和帝国开始扩张时，“性别规则”就开始出现。统治者需要女人生孩子，需要男人成为战士。这一转变重塑了家庭中的权力动态。萨伊尼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婚姻制度受到奴隶制这一先例的影响，进一步孤立和削弱了女性。
男性主导的社会发展了几个世纪，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是如此。萨伊尼说：“父权制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对它的引入记忆犹新。我们忘记了这一点。”
例如，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Kerala），奈尔种姓的成员传统上生活在围绕年长女性组织的大家庭中。女性可以有不止一个性伴侣，男性会帮助抚养姐妹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与父权制下的状况不同，那里的妇女并没有因为结婚而背井离乡，与丈夫的家人一起生活。但后来英国殖民主义带来了维多利亚时代和基督教的情怀，对这种母系社会组织提出了质疑。而直到1976年，喀拉拉邦才正式废除了母系制（通过女性血统来追踪后代）。
萨伊尼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些母系社会视为异类，我们就错了。“对我来说，奇怪的不是它们的存在。奇怪的是父权制现在如此普遍——它是如何伸展触须、变得如此流行的？”
部分答案藏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中。纵观历史，众多帝国和国家都输出了关于性别角色的死板观念。“我们确实需要了解这段历史。”萨伊尼说，“尤其是因为现在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说法——即欧洲以某种方式发明了性别平等，现在也是性别平等的输出方。但当你理解了这种叙述另外一面（的史实）时，会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奇怪的。”
当然，政治可以极大地改变性别关系。在苏联，国家政策就导致过重大转变。1918年，列宁说“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废除对妇女权利的一切限制”。1920年，俄罗斯是第一个实现堕胎合法化的国家。在苏联统治下，儿童保育是免费的。萨伊尼说，这种影响今天仍然很明显，例如，来自前苏联国家、在科学领域工作的女性（就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
因此，社会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当前对男性和女性的种种设想，会影响我们对历史及自身生物本性的解读，更会最终限制我们设想社会未来的能力。萨伊尼引用人类学家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的话说：“我们最好把生理性别当成任何性别歧视的一种借口，而非正当的理由。就好像我们最好把生理种族当成任何种族歧视的一种借口，而非正当的理由。”。我们的祖先并不一定认同今天的各种性别刻板印象。有证据表明，古代存在女性战士，甚至存在——按照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说法——“激进的平等主义”社区。用一个与当时时代不符的术语来说，在那些社区里，性别可能是“流动的”。
父权制是可以被废除的——关键是要了解细节，并质疑我们参与同谋的种种微妙方式。萨伊尼说，这场斗争应该是全球性的。她说，“如果我们关心”像在伊朗、阿富汗这样的地区妇女受压迫的状况，以及西方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我们就应该去寻找那些女权主义者”，并且跨越文化差异，与她们并肩合作。
萨伊尼说，压迫性制度“故意分裂人民”。它们通过助长一种无益的“愤怒政治”来实现这一点。但萨伊尼认为，我们作为一类物种的一个特性，也许最终可以拯救我们。“（那就是我们所具备的）能够去爱那些与我们无关的人的能力，能够感受TA们的痛苦并理解TA们的能力。我认为，那是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的一种深层能力。”
安吉拉·萨伊尼的《父权元老们：男人是如何开始统治的》由第四阶级出版社于2023年3月2日出版
（来源：The New Statesman；翻译：阿哈）
Airbnb 的最新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女性在 2022 年的总收入超过 1.76 亿林吉特。
爱彼迎(Airbnb)的最新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女性在 2022 年通过其平台出租并向客人开放其房产以提供短期寄宿家庭和体验，从而赚取了超过 1.76 亿林吉特的收入。
“女性是爱彼迎(Airbnb)房东社区的基石，占全球房东的 55%，” 爱彼迎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到 2022 年，全球女性房东在爱彼迎上的收入超过 160 亿美元（706.4 亿令吉），比男性高出了近 10%。东南亚、印度、香港和台湾公共政策负责人米高·吴（Mich Goh）表示，尤其在马来西亚地区，女性房东在旅游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托管服务为马来西亚女性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机会。例如，居住在雪兰莪州的莎拉·奥斯曼（Sarah Othman）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爱彼迎的房东，她选择在女儿患有糖尿病的关键时刻出租，托管带来的额外收入帮助她支付了女儿的治疗所需要的费用。
随着生活成本的持续上涨，女性开始在家中欢迎游客以赚取额外收入，并与他人分享她们的热情好客和文化。爱彼迎委托进行的一项 2022 年调查发现，马来西亚 43% 的房主考虑过托管以满足这一经济需求。在家庭经济出现危机的时期，这种方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60%的马来西亚房东表示，出租有助于避免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被驱逐。
“三月是国际妇女月，我们在平台上为这些了不起的女性庆祝。并且为她们的创业精神和热情所感动。”吴补充说：“我们致力于确保每一位女性都得到认可，并为更多女性提供分享旅游利益的机会。”
（来源：FMT；翻译：桃桃）
男权社会、厌恶女性的男性和性别角色迫使韩国的部分女性放弃约会、性、婚姻和育儿。她们称女权运动为 4B，代表四个以“B”开头的韩语单词，意思是“不”。“Bihon”拒绝进入异性婚姻；“Bichulsan”拒绝生育；“Biyeonae”拒绝约会；“Bisekseu”拒绝沉迷于异性恋。4B 女权运动于 2019 年在韩国发起，发起者是受够了该国父权制压迫的女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了这一运动，因为韩国的男性主导社会期望女性在基本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承担家务、养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的责任，韩国社会几个世纪以来的这种做法导致一群女性开始了这场女权运动。韩国社会也期望女性遵守严格的外貌标准。追求美丽的社会压力促使女性每隔几个月就购买新衣服，并在购买美妆用品上保持很大的开销，以保证自己的外表能够吸引男性。
韩国的 4B 女权主义时刻
25 岁的韩国护士英美（Youngmi）表示自己对不确定的未来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赶感到担忧。尽管作为护士的她收入有限，但她每个季节都不得不花大笔钱购买新衣服，并被迫认真地化妆。“我不能素颜出门。这会让我觉得缺乏魅力并且羞愧。与此同时，容貌带给我的焦虑非常大。” 英美表示。
她在 2018 年看到了女性主导的抗议活动并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许多女权主义者后，英美意识到许多男性犯下了报复性色情、约会暴力、杀害女性的罪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即使犯下罪行也只是被处以罚款和被起诉。她意识到男人不会面临类似的社会限制和容貌焦虑。在看到许多抗议活动中的女性在镜头前剃光头后，荣美也剃了头，不再化妆，并成为“摆脱紧身胸衣”运动的一员。韩国女性于 2018 年开始了这项运动，公开背弃社会认可的美容标准。她们通过剃光头、剪短头发和停止化妆来表达抗议。
英美通过开放的聊天群与志同道合的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建立联系，并与她们成为朋友。她说，女权主义帮助她意识到，女人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事情不是她们的错，父权制才是一直以来的问题所在。
李邦妮（Bonnie Lee）是一位 40 多岁的异性恋女性，她带着她的狗住在韩国首都首尔，称自己将不再对和男人谈恋爱感兴趣，也不再为寻找完美男友和举办一场美丽童话般的婚礼而烦恼。她观察到身边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们在结婚生子后便无法在事业上取得进步。“我一直觉得女性结婚后面临的劣势多于优势，”她说。
李邦妮拥有两个硕士学位，她认为在韩国的婚恋中，女性对自己的生活、教育、工作中的经验和能力并不重要。事实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韩国的婚恋中备受歧视。对于女性，最重要的是具备照顾丈夫、孩子和姻亲的能力而不是高学历和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即使是职业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也比她们的丈夫长四倍。
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对这个国家对女性的传统期望说不。虽然没有关于 4B 运动规模的官方数据，但成员们表示她们至少有 4,000 名追随者。
（来源：she the people；翻译：桃桃）
各国应考虑实施北欧模式以应对贩卖人口的罪行
性交易是所谓“性产业”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就像肺癌是烟草业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样。只要在发达国家的男性买春合法，世界各地大量女性和女童将继续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尤其是在冲突、极端贫困和其他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当然，那些从卖淫中获利的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则对此持不同意见，会指责像我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夸大了该行业中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数量或受害者所遭受的虐待和暴力。他们声称卖淫与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并说我们正试图将“性工作者”定义为罪犯。他们认为，性交易犯罪与“合法”性交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因此应当把“合法卖淫”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处理。
然而，他们大错特错了。
通过我几十年的女权主义活动和调查性新闻报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卖淫和人口贩运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在支持一个建立在压制和虐待妇女和女童基础上的行业的同时解决贩卖人口。1998 年，我第一次在阿尔巴尼亚见到了令人发指的性交易罪行。这个巴尔干国家是贩运者的天堂，大量妇女和女童被运送到意大利、荷兰和英国从事性行业“工作”。犯罪团伙和“企业家”将弱势女孩和妇女视为“商品”，并将其出售给皮条客和妓院老板。这些女性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交易的自愿参与者，她们没有办法摆脱暴力现实，也没有捷径可走。从那以后的二十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国际组织和政府投入了数亿美元解决这个问题，但今天的性交易仍然和 1998 年一样普遍。在饱受战乱和其他危机冲突的地区，无数的妇女和女孩正在被迫从事性交易。
那么，为什么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掌握的巨额资金不足以结束这种可耻的做法？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警察的无能，这与家庭暴力或强奸等绝大多数针对女性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一样。以英国的努力鲁扎曼·沙欣(Nuruzzaman Shahin)为例。今年1 月，40 岁的沙欣因多项强奸、性侵犯和“控制卖淫牟利”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31 年。据悉，他在就业网站中搜索了在英国寻找工作的移民女性，并与她们联系，试图招募她们从事所谓的“伴游工作”，承诺每天支付500 英镑（613 美元）。随后，他强奸和殴打这些女性并窃取她们的身份证件，并迫使她们为自己的利益卖淫。警方表示，沙欣于 2018 年首次被捕，但由于“证据不足”，决定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尽管如此，虽然有几名妇女勇敢地站出来说她们被贩运到卖淫机构，当局也承认沙欣因涉嫌贩卖人口至少十年来一直处于监视之下。直到 2020年他才被再次逮捕、起诉和定罪。被沙欣虐待的两名女性，奥黛丽和萨姆（化名）告诉我，她们抗议了两年多才能说服警方认真对待指控并妥善调查此案。
然而，警察和其他机构的无能只是性交易在英国及其他地区持续盛行的众多原因之一。另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像沙欣这样的贩运者和虐待者能够逃避追究责任？是人们普遍认为——甚至一些主要的联合国机构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虽然性交易是一种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但卖淫是一种像其他人一样工作。
性交易的定义是：以性剥削为目的，将人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运送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为。根据国际法，性交易行为无需跨越国界。任何涉及将“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进行“拉皮条”或控制卖淫——在法律上都应当被视为性交易。然而，如今一国境内的性交易案件常常被忽视，因为它们被视为“只是卖淫”。人们认为家庭卖淫和“性交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做法，尽管欧洲各地的许多妓院都充斥着从罗马尼亚和泰国等国家被拐卖的妇女。此外，在像德国这样的性交易完全合法化的国家，大部分人口贩卖都被洗白为“性工作移民”，这使得被贩运的妇女和女孩更难发表意见并寻求帮助。
那么解决方法是什么？
像许多其他希望结束买卖女性身体的女权主义者一样，我支持所谓的“北欧模式”。根据这种对卖淫的处理方法，购买或企图购买性行为被定为犯罪，而卖淫则被非刑事化。此外，还为那些希望退出卖淫的人提供支持。北欧模式自 1999 年以来一直在瑞典实施，随后在挪威、法国、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国、加拿大和以色列实施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它已证明在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下会有效减少贩卖妇女和对儿童。相比之下，伦敦经济学院 2013 年对 150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性交易合法化和全面非刑事化有助于扩大卖淫市场并增加对被女性人口贩卖的需求。只有解决卖淫的根源，我们才能减少贩卖人口。如果卖淫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仍然是一个繁荣的行业，那么受害者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来源：ALJAZEERA；翻译：桃桃）
